寻找失去的女儿18年，刘老根一家似乎看到了曙光。

　　10月31日，安新县政府工作人员称，县里对于刘家的事情“高度重视，设立工作组，尽最大努力还原事实真相”。同一天，他们领到了法院的立案通知书。他们要求法院判决安新县政府履行信息公开义务，明确告知当年被抱走女婴的状况。

　　女婴是刘家的三女儿。生下来12天被抱走，至今杳无音信。

　　刘家坚持认为，是乡里的人将女儿抱走送人。有生之年，刘老根夫妇希望能见女儿一面。

　　三娃

　　河北省安新县圈头乡桥南村位于白洋淀深处。

　　在这个村，姓刘的只有刘老根一家。刘老根往上推三代都只有一个儿子。在1984年生下儿子之后，刘老根和老伴儿夏凤格给儿子取名“领群”，希望儿子能领来一群孩子。

　　1988年，女儿出生，取名“领弟”，盼着能够领一个弟弟来。

　　后来随着计划生育，老根家也就放弃了再要孩子的念头。女儿的名字也就由“刘领弟”改为了“刘红”。

　　1994年，在扎上节育环6年后，夏凤格下体不明原因出血，后经村乡两级计生部门同意，夏凤格取下了节育环。

　　夏凤格意外怀孕，1995年5月28日，刘家的三娃出生了。村里的接生婆陈老千记得，孩子大约是夜里三点多出生，“很壮”。

　　生下第三个孩子不在刘老根夫妇的计划之内，一个是计划生育查得严，一个是日子过得艰难，已经有了一双儿女。夏凤格记得，生下刘红后一年她又怀过一次孕，但是很快就把孩子做掉了。

　　也不是没有担心，但是刘老根和夏凤格侥幸地寻思，怀孕的事儿村里都知道，中间也没来人，“大抵是想等孩子生下来罚钱”，而且两个人都是残疾人，“也不会对我们怎么样吧。”老两口都沉浸在新生命到来的喜悦中。

　　刘老根回忆，6月7日晚上，圈头乡乡长尹福忠派当时派出所的临时工夏金成来到刘家，告诉他们，“孩子你们不能养了，要送人。”并称如果不肯的话就要打他们。

　　两口子当即拒绝，刘老根随后被带到乡里打了一顿。

　　回到家，两口子打算把孩子给刘老根的姐姐抚养。姐姐是二婚，第二任丈夫正好没生养，把孩子送到那里也不吃亏。但是这个想法在6月8日早晨被乡里的人否决，刘老根记得，8日一大早他又被带到乡里抽了几个耳光，乡里的人跟他说，“不能让这个孩子占乡里的生育指标，要送也是送到外乡。”

　　刘老根是村里出了名的老实人，之后他被乡里人扭送到家里，惊恐的夫妇俩不晓得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

　　分别

　　两人在很短的时间内合计着家里不多的财产，几间破房子，几捆苇席。“要是罚钱我们交就是了，”夏凤格说，她至今也想不通，为什么当时连交罚款的机会都没给他们。

　　当天10点钟左右，夏金成带着两名陌生妇女来到刘家。又说了一句“孩子你们不能养了”，随后示意一老一少两名妇女抱走了襁褓中的婴儿。

　　夏凤格记得，之前一天夜里孩子差不多一直在哭，到了第二天反而变得很安静。“我给娃吃了最后一口奶水，孩子就给抢走了。”

　　接连挨了两顿揍，刘老根没力气再追出去，瘫在炕上的夏凤格也只知道哭。刘领群和刘红跟着两个妇女往外跑，想把妹妹抢回来，但很快被高大的夏金成隔开了。

　　夏凤格记得，夏金成离开屋子时甩下了400块钱，告诉她“这是乡里的意思，你们也别哭也别闹，也不用再找了。”然后转身离开。

　　刘领群一直跟到了村边。他记得，当时他追到村边，两个女人坐着小船离开的村里，“一会儿就晃到芦苇荡里看不见影儿了。”

　　桥南村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村民证实，当时两个妇女抱着孩子从刘家出来，急匆匆地上了船，很快就消失了。“当时河边围了好多人，都看到了。”

　　寻找

　　孩子去了哪儿，刘老根和夏凤格想弄清楚。“后来我说就算不要孩子，让我们知道是死是活也好。”刘老根一次次地往乡里找，结果多半是挨一顿打。

　　挨了打养上两天，再继续找，再挨打，再找，是刘老根两口子对1995年下半年的全部记忆。

　　之后几年，听说哪个村有抱养孩子的，两个人就兴冲冲地跑去问，但全部都失望而归。因为计划生育查得严，因此抱养孩子的人家大多是不能生育的家庭，这在农村是个大忌讳，因此有时问到门上，两人还会被臭骂一顿。

　　辗转几年，刘老根找到当时撑船载两名妇女走的船夫，船夫告知当年两妇女在田庄码头上岸，之后便不知所踪。田庄属于另外的乡镇，在白洋淀，同名字的村子有三个，挨个儿打听之后，又一次地失望。

　　有一年，刘老根卖糖葫芦的过程中碰到了邻村一个游贩，他跟刘老根说清楚他们女儿的下落。但是要说，得有个前提，就是要“借”给他2000元钱。

　　家里没有多余的钱，夏凤格想到了当年夏金成扔下的400块钱，“那个钱我一直没花，见都不能见，黑心的。”最后反复商量，刘老根借了1000元给这个游贩。

　　结果是钱给出去了，一丁点儿有用的消息都没得到。

　　刘领群慢慢长大，寻找“三娃”的担子慢慢落到了他肩上，他去北京，饿了靠着献血给的面包和牛奶支撑了第一次北京之行；去石家庄找，去保定找，每次只要有一点点信心他都会跑到一个陌生的地儿一顿打听。

　　七八年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，杳无音讯。

　　法律的途径

　　2003年，学会上网的刘领群通过网络诉说自家的遭遇。他认识了河北一个从事法律援助的律师，在律师口中，刘老根一家第一次听到，乡里抱走孩子是“严重的违法行为”。

　　同年，刘老根夫妇以行政行为违法为由，将安新县圈头乡政府告上法庭。虽然案件最终以安新县、保定市两级法院驳回上诉而告终，但是从这时开始，因为这个事儿“窝囊了将近10年”的刘家选择通过法律给失去的女儿讨要说法。

　　在这次审理中，圈头乡政府承认，因刘老根妻子违反规定，乡政府工作人员曾委托夏金成去做原告的思想工作。但拒不承认指示夏金成抱走孩子的事情。

　　夏金成当时的身份是圈头乡派出所的工作人员，夏金成对新京报记者表示，当时做刘老根工作包括抱走孩子都是乡政府指派，但对两名妇女的身份及去向，夏金成称，“记不清了，不知道了。”

　　法律的路也不好走，“一次次的上诉，一次次的驳回，我们又不懂法，所以只能干着急。”刘老根说，这些年唯一的收获就是，通过律师的帮助，他知道了“乡里当时干的是违法的事儿，得有人出来负责任”。

　　他们曾经一度看到了转机。

　　2012年12月15日，保定市政府作出“行政复议决定”，责令下级安新县政府15日内必须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。2013年1月，安新县政府只给刘家寄了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。该告知书以县政府机关不掌握相关信息为由，让刘老根去问圈头乡政府。

　　桥南村村委会主任陈拥军、圈头乡党委宣传委员张喜峰、安新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张胜伟均表示，由于事隔18年，乡里在任人员如今大多已调换工作或退休，现任领导中掌握事件经过的没有一人，要还原事件原貌，要以调查组出具的调查为准。

　　10月29日晚，乡里和村里领导到了刘家，警告他们，“不要把事情搞大。”

　　这一天夏凤格见到了多年没见过面的夏金成，他的身份还是中间人的角色，“能不能私了，有个十几二十几万把事情平了。”

　　刘老根和夏凤格像当年反对抱走女儿一样，反对这种游说。

　　媒体的关注和在高碑店法院的立案让他们看到了解决的希望。夏凤格认定，孩子“就是被政府拐走的，他们怎么弄走的，就得给我怎么弄回来”。

　　“应该快有结果了吧？”刘领群也问，刘老根也问，夏凤格窝在床上，因为小儿麻痹而扭曲变形的腿被她压在身下，她搓着手说“应该会有结果的”。

　　夏凤格：只想让娃知道家人没放弃过她

　　■ 对话

　　1995年夏天，出生12天的女儿被人抱走，夏凤格感觉自己的心被人剜走了。18年中，全家人四处打听、申诉、甚至上访，失去踪迹的女儿还是杳无音信。

　　夏凤格出生于1962年，因为小儿麻痹症，多半时候只是窝在炕上。刚过50岁，她的头发已经白了大半。

　　炕边的一个小木箱里，一个老式布袋里面，夏凤格仍保留着当时包裹女儿的布片儿和她剪下的脐带，脐带外层用花手绢儿包着，内层是一层卫生纸，只要看到这指豆儿大的一点，夏凤格就止不住地哭。

　　找了18年，依然音讯全无，夏凤格说她还会找下去。

　　“剜走了我的心”

　　新京报：孩子出生时的样子还记得吗？

　　夏凤格：孩子是凌晨三点差10分生的，个子很大，脸盘儿和她大哥一模一样，就是下巴尖尖的，在月孩子(刚出生的婴儿)就看出来尖下巴了。

　　新京报：1995年正是计划生育查得严的时候，你又有一双儿女，为什么还要冒险生第三胎呢？

　　夏凤格：我是小儿麻痹后遗症，当时村里就没让做结扎手术。生了老二以后村里强制上了节育环，但我平常只能瘫在炕上，上了环之后经常疼得不行。1994年的时候，我下面不明原因的大出血，经过村里、乡里计生人员的同意就把环取了下来。

　　新京报：所以本意上你们并没有多生一胎的打算？

　　夏凤格：没有，摘环之后我多次跟村里的计生干部要避孕药，结果她没给我。我们老二出生在1986年，我要是有多生一胎的打算也会趁早生。

　　新京报：选择生下孩子，有没有想过会受到相应惩罚？

　　夏凤格：当时计生抓得很严，我们当时就说大不了就罚钱，再不行拆房子都可以。

　　新京报：没想到他们把孩子抱走？

　　夏凤格：完全想不到。问题是也没人来跟我们说要罚钱，要拆房，孩子出生12天，乡里直接来人就把孩子抱走了。

　　新京报：你怎么就那么确定，这个孩子是乡里人抱走的？

　　夏凤格：当时乡里指挥派出所的夏金成来劝我，让我把孩子送走。第二天孩子就被抢走了。

　　新京报：1995年前后，村里有生三胎的吗？

　　夏凤格：有，我印象里有三个孩子的有三家。但是他们都没事，为什么是我家？我也琢磨啊，想来想去还不是我家穷，又是两个残疾人，他们看我们好欺负。

　　新京报：这些年都是怎么过的呢？

　　夏凤格：怎么过？在农村，你家穷就已经够让人看不起的了，结果孩子还被人抱走了，都快20年了也没个说法。村里人都看不起，平时我们都不想出门。

　　还有就是想我那娃，我这些年都是拿眼泪洗脸，想到就只能哭，他们抱走我的孩子，就是剜走了我的心。

　　这些年找孩子，要不就挨打，要不就受威胁，日子都是战战兢兢的。

　　“只要找孩子就会挨打”

　　新京报：孩子出生于1995年，为什么到了2003年才选择采取法律途径？

　　夏凤格：怕。抱走孩子前一天，乡里就来人把他爸(丈夫刘老根)抓去打了一顿，他身上都是病，之前几年还出过一场车祸。抱走孩子当天，又打了他。之后大半年的时间，我们只要去问孩子的事，他们就打。我还没出月子，他们连我一起打。

　　新京报：为什么不选择报警？

　　夏凤格：我的天，当时来抱孩子的夏金成就是我们这里派出所的警察，这个事儿就是政府干的，报警谁会管我们？

　　新京报：从1995年孩子出生到2003年未采取法律途径这8年的时间，你们都在做什么？

　　夏凤格：一直找孩子。四处打听，这个乡里听说有人抱养了孩子我们就去问。也不敢明着去，一个是怕政府，一个是那主家(抱养孩子的家庭)也不愿意让我们打听。

　　新京报：受到过威胁？

　　夏凤格：那些年吃过的苦就不说了。我的娃让人抱走了，我还得跟做贼的一样。有时候去别的乡里村里打听，被人家主家知道了，追着出来就骂、就要打。乡里就不用说了，只要知道我们找孩子，就会有人打我们。

　　新京报：乡里的人会跟你们说什么吗？

　　夏凤格：村里大队、乡里的人跟我们说，就当这孩子没生过。前几年也有记者来采访，他们不承认这个事儿，就把记者打发了。他们还逼着我承认孩子是我自己送人的，或者中间生病死了。他们不肯承认这是政府行为。

　　“选择法律途径是被逼的”

　　新京报：2003年怎么想到采取法律途径了呢？

　　夏凤格：我们两口子都是残疾人，懂什么法律。是我大儿子，2001年还是2002年的时候，我儿子当兵，村里审核都通过了，到了乡里，当时一个乡干部说，“乡里把你妹子抱走了，你去当兵万一发达了回来，还有我们活路吗？”我儿子这兵也没当成。

　　新京报：然后他想到了维权？

　　夏凤格：我记得他当时从乡里回来，哭着骂我，问我怎么这么没出息，就让别人把妹妹抱走了。说他们兄妹为这个事儿都抬不起头来。之后我们全家人一起哭。

　　末了我儿子跟我说，无论如何也要争这口气，一定要把妹妹找回来。选择走法律途径，都是被逼出来的，日子没法儿过了啊。当兵的事儿对他刺激很大，儿子从此就魔怔了。现在想到这个我还是难受，我不光没保住小女儿，一双儿女的一辈子都拿这事儿给耽误了。

　　新京报：他们的成长受到了影响？

　　夏凤格：在村子里抬不起头啊，走到外面，人家都会指指点点，说这家女儿被乡里抱走了，他家也没脾气。说的话都很难听。

　　新京报：接下来的10年，都是儿子代替你们在奔走这个事儿？

　　夏凤格：他爸脑袋也不灵光(有精神残疾证明)，我离了拐杖也动不了，又都不怎么识字，主要都是儿子在外面跑。

　　当时偶尔哪里传来娃的消息，我也让儿子背着我一起去。打了10年官司，没真正的赢过，我也让儿子背着我去上访过。

　　“哪怕只远远地看她一眼”

　　新京报：10年过去了，你们一次次的上诉、一次次地被驳回，为什么还在坚持？

　　夏凤格：哪个当妈的不牵挂自己的孩子，她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，她现在是活着是死了，过得是好是不好，我得知道。要不然我死了都不会闭眼。

　　新京报：法院已经就新一次的诉讼正式立案，你觉得会有怎样的结果？

　　夏凤格：我不知道，真的不知道，希望法律能给个公道给我们。

　　新京报：官司都打了10年了，你觉得最终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？

　　夏凤格：我们老百姓，除了法律，我们还能相信啥。10年了，我也不知道这官司什么时候是个头儿，我也不知道法律会不会给个说法给我们。但我相信这天地间总有个正义在，事情总有个黑白曲直在，我相信这个。

　　新京报：有没有想过，孩子也许被抱到一个很好的家庭，当她知道真相后可能会不认你们？

　　夏凤格：我家是穷苦，可穷苦人就不能生养了吗？我现在只想知道我娃是死是活，如果确定了她是我的娃，哪怕我只远远地看一眼她，我也满足了。

　　新京报：即使她不认你？

　　夏凤格：她可以不认我，毕竟我们只做了12天的母女。但是我想告诉她，当年她被送人，不是我这当娘的狠心，不是家里人不要她、不养她，我们这个家从没有要抛弃她。我得让她知道，当爹当妈的一直在找她，吃了那么多苦，但从没放弃过。

　　新京报：你常常会梦到她吗？

　　夏凤格：头一年，几乎天天梦见。梦见孩子伸手抓我，我也伸手抓她，抓不到，孩子就哭。后来就模糊了，有一段时间，我看到街上别人怀里的孩子就以为是她。我只记得她小时候的样子。

　　“哪个当妈的不牵挂自己的孩子，她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，她现在是活着是死了，过得是好是不好，我得知道。要不然我死了都不会闭眼。”

　　A20-A21新京报记者卢美慧 河北保定报道

(原标题：乡政府被指抱走女婴 家人寻找18年)